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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于李慈铭的轶事及文学成就是什么样的 他的日记是什么样的

2019-04-08 22:29:29 来源:  作者:
摘要:  李慈铭(公元1830年~1894年),晚清官员、文史学家。初名模,字式侯,后改今名,字爱伯,号莼客,室名越缦堂,晚年自署“越缦老人”。会稽(今浙江绍兴)西郭霞川村人。  人物轶事  考场败将  李慈铭禀赋优异,又肯刻苦用功,十几岁时便能

  李慈铭(公元1830年~1894年),晚清官员、文史学家。初名模,字式侯,后改今名,字爱伯,号莼客,室名越缦堂,晚年自署“越缦老人”。会稽(今浙江绍兴)西郭霞川村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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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物轶事

  考场败将

  李慈铭禀赋优异,又肯刻苦用功,十几岁时便能与大人们赋诗酬唱,文名享誉乡里,名列“越中三少”之一。(其余两人为王星诚、陈珊士)。但考运不佳,屡试屡挫,先是经落榜四次后,才于二十二岁时考中秀才。

  后来历经二十年,十一次落榜,于四十二岁时始中举人。最后又经过十年,三次落榜,终于在五十二岁考中进士。

  悲喜同日

  李慈铭十四岁时,祖母病重,乃奉双亲之命迎娶大他五岁的表姐马淑人为妻。本意是要“冲喜”,无奈,婚礼刚完成,祖母便于当天去世。这件憾事始终是李慈铭心中难以排除的阴影,使得他与妻子一直维持着如姐弟一般的感情,更影响了李慈铭日后的感情生活。

  酷好女色

  李慈铭酷好女色。同治五年他就“以四百圆番金购买一歌娘为妾”,光绪初年,他又趁华北大旱,人口价低之际借钱买了两个妾,其中一个妾就花了白银一百八十两。他家里仆役众多,最穷的时候,他家也“平均常常雇佣仆人三四人,女佣两人,更夫一名,厨师一名,车夫一名”。虽然“穷困潦倒”却行必有车。

  清代规定,官员不得嫖妓,但是可以“挟优”,也就是与伶人戏子交往,所以官员交好伶人,成为风习。李慈铭颇好“这一口”,他经常在饮宴时叫伶人来陪,也时到伶人下处去住,梅兰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,人称“花榜状元”的京城名伶朱霞芬更是他的至好。

  憾无子嗣

  李慈铭婚后无子,在传宗接代的压力下,曾于三十七岁、四十岁、五十九岁时,先后纳妾三名,但还是未能生下一子半息。为此,他一直耿耿于怀。到了后来,竟经常流连于风月场所,据说因为常到妓院天下美女都看尽,所以有了双性恋的倾向。而且还染上了“好男色”之癖。

  嗜书成癖

  李慈铭考运不佳,在官场也不甚得意,收入有限,寄居北京城的费用浩繁,经常举债度日。但据吴振芝从《越缦堂日记》中所见李慈铭先生收支状况分析,发现他每月开销金额中最庞大的费用,竟是买书。在他的日记里,常常记载他到书市疯狂采购的事迹。买书、读书、藏书,成为他自幼至老最为自豪快意之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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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某年的冬天非常寒冷,李慈铭的钱全部花在古书上。他无钱买煤,他只好在冰冷中颤栗地熬过一天算一天。他熬夜读书,为求证一事,翻箱倒箧,辛苦非常。他却兴奋地说,“经义悦人,如是如是!”

  耿介直露

  李慈铭具有爱憎分明的强烈个性,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或事情,常不假辞色的当面或即时破口大骂,以致于一些至交好友,如张之洞等,最后都因故宣告决裂。有时他也会在日记中自我检讨,但由于不喜欢俯仰随人、委曲求全的个性使然,始终不改旧习。不过,他处世虽多有峻厉言行,对于亲族,甚至家仆、亲友遗孤,则多以温情相待,可见是一位性情中人。

  官场生涯

  李慈铭的京官生活,呈现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:一方面,李慈铭正式收入极低,其他收入来源也不多,所以经常债务缠身,哭穷叫苦。我们看他的日记,其中经常哭穷,什么“比日穷困不堪”,什么“比日窘甚,负债有如牛毛矣”。另一方面,他却一直追求着与自己的收入水平不相称的生活方式:住大宅子,用许多仆人,出门必有车马。

  从同治十三年起,李慈铭租了一套豪宅,原闽浙总督季文昌的旧邸,这个房子可不一般:“有屋二十余楹,有轩有圃,广植花木,气派宏阔。”花园里内有轩翠舫、碧交馆、花影廊、小东圃等名胜,湖光山色,美不胜收。

  更为引人注目的,是他长年沉醉于宴饮、歌郎、冶游的“上流社会生活”。我们看他的日记,他每个月有一半时间,是在外面大饭店吃饭,“每月有一半以上都有饮宴”,在声色上更经常大为破费。“光绪三年,他的仲弟在乡饥饿而死,而他在北京一年之中却花一百多两于酒食声色之征逐。‘余虽穷,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。通计出门七年以来,寄弟者不过十金耳。”

  所以李慈铭的生活属低收入高消费类型。李慈铭的这种矛盾生活状态,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他收入低微而生性又贪图享受所致。

  李慈铭官位一直不高,所以收入很低。捐官又掏空了家底,所以家中也无法接济。但李慈铭的生活品味却相当高。李慈铭出身地主家庭,早年家中还颇有些田产,从小没吃过苦,生活相当优裕。所以他一生讲究享受,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。他对衣服的讲究和在乎远超过曾国藩,比如这一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记:“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紬袍一领。平生衣服,无此都丽也。以袖甚佳,有承平密致之风,团花绣球,俨然宫体。”此袍虽花去他20两银子,但他没有心疼,反而颇为得意。徐一士说:“慈铭嗟贫,时见于《日记》,而颇讲甘美享用。”确实不假。

  李慈铭不但不耐清贫,还看不起那些“不懂享受”的同僚。比如他的同时代人李用清是同治四年翰林。《清史稿》称此人“安贫厉节”,不收陋规,每出门则徒步奔走,不乘车。众人皆称其俭德,李慈铭却在日记中嘲讽他“一无才能,惟耐苦恶衣食,捷足善走,盖生长僻县,世为农氓,本不知人世甘美享用也”。他的价值取向可见一斑。

  第二个原因是李慈铭心态的消沉。李慈铭成名既早,自视极高,以为凭自己的才华,搏取“黄金屋颜如玉”当如探囊取物,不料一生困顿,仕途潦倒,沉浮冷署,对此一直深以为愧。所以李慈铭任户部司官期多年间,他对职事表现得相当厌倦,甚至“经年不一诣署”,原因是他“羞与少年为伍”,“与俗吏随波”。他的二十多年京官生涯,基本上是在失望、懒散、愤世嫉俗、牢骚满腹中度过的。所以干脆就纵情诗酒,以消块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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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慈铭因境遇不顺,“口多雌黄”,“性善骂”,“持论苛刻”,爱批评当时官场种种丑态,对“同时名流,无不极口谩骂,不留余地”。 因此获得了“敢言”的称号,被人目为清流。史称他“不避权要,当面折人、议论臧否”。然而虽然痛恨官场腐败,李慈铭对升官其实一样热衷。光绪十四年(1888)简放各省学政,他事先也四处活动,做了许多工作,结果没有成功。光绪十六年终于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后,他“敢言”的锋芒就大为收敛。门生攀增祥说“牢骚渐平,欲有所陈,尚未封上,但谈时政,不事搏击”。

  李慈铭为官之初,也曾矜尚名节,“尝自订七例自勉:一不答外官,二不交翰林,三不礼名士,四不齿富人,五不认天下同年,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,七不婚寿庆贺”。但他远未能践行自己的诺言。李慈铭一方面在日记中深刻嘲讽那些“曲计攀援”以求外官馈赠之人。另一方面,他自己就是一个“曲计攀援”的高手。光绪七年春,他就曾至贤良寺投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,“以近日窘甚,冀其随例有酬应也。”这次李“馈别,敬十二金,犒使二千”。

  李慈铭一生谋得的最大一笔“馈赠”,是生涯最后几年担任“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”所获的每年一千一百余两束修,这是他京官生涯后几年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基本保障。“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”其实只是一个挂名,一年不需要到天津跑几次,束修却如此丰厚,原因很简单:这其实是李鸿章送给他的“封口费”。盖李鸿章深知李慈铭之善骂,更自知自己身处高层政治矛盾的中心,很容易被清流们抓住小辫子不放,所以他倾力结好李氏。这笔封口费效果不错,虽然李慈铭虽恣睢放纵,“任情善骂”,但在晚清清流皆竞相痛骂李鸿章之时,他却从来不开口,“慈铭在言路,不劾李鸿章。”

  文学成就

  文学作品

  李慈铭虽有“漆室坐忧时事非”(《赠吕定子编修》)的感情,任官期间也曾对时政有所批评和建议,但思想比较迂阔保守,持儒家“内圣外王”(《复陈昼卿观察书》)的观念,以求索不倦的学者和矜尚名节的名士,终其一生。他承袭乾嘉汉学余风,治经学、史学,都有一定成就。又博览群书,时有所评。其治学读书所得,大都载入《越缦堂日记》,颇为世人所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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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慈铭自言在创作方面“所得意者莫如诗”(《白华绛跗阁诗甲集至己集初定本自序》)。今传已刻之诗起道光二十四年(1844)至同治十三年(1874),共850首,主要反映了贫窘的学者与困顿的名士的生活与心境,山水风物、交游唱和的“登监闲适之篇”较多,至于“感愤切挚之作”(《越缦堂诗话》),也多是抒写落拓不遇之感。直接触及时事、反帝慨时的篇什,如《庚申八月感事》、《出大沽口感事》、《庚午书事》、《京邸冬夜读书》等,为数寥寥。占有一定数量的涉及太平天国的诗篇,则表现了地主阶级的立场。

  李慈铭认为“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。凡规规摹拟者,必其才力薄弱,中无真诣”。他主张内有所蓄。同时广泛向前人学习,“汰其繁芜,取其深蕴,随物赋形,悉为我有”(《越缦堂诗话》)。他的诗大体遵循自己的主张,广采诸家之长,以写自身所遭之境,自心所生之感,创造一种“清淡平直,不炫异惊人”(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)的风格,如《自题霞川老屋图》、《舟入青浦界作》、《初夏舟出徐山村至清水闸作》等。在文章方面,李慈铭认为“文体必本韵偶”(《书凌氏廷堪校礼堂集中〈书唐文粹文后〉文后》),强调骈文之美。此外,他的词也有一些感怀身世之作。

  李慈铭除经、史著述之外,刻有《越缦堂文集》12卷、《湖塘林馆骈体文》 2卷、《白华绛跗阁诗初集》10卷及《霞川花隐词》。尚有《杏花香雪斋诗二集》、《桃花圣解庵乐府》未刻。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杏花香雪斋诗》10集,为吴道晋所辑。

  《越缦堂日记》

  《越缦堂日记》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记,与《翁同龢日记》、王闿运《湘绮楼日记》、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齐名,并称“晚清四大日记”。早在李慈铭在世时,《越缦堂日记》就被“士友多传抄之”,同治、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“生不愿做执金吾,惟愿尽读李公书”之语。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,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,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。日记文字达数百万言,对清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、人物评述、名物考据、书画鉴赏、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,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;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,仿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例,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,内容涉及经史百家;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、骈文作品,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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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坦然承认自己重新提起写日记的兴趣是受了《越缦堂日记》的影响。当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,鲁迅在《怎么写(夜记之一)》一文中说道:“《越缦堂日记》近来已极风行了。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。为什么呢?一是钞上谕,……二是许多墨涂,……三是早给人家看,钞,自以为一部著作了。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,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”。《越缦堂日记》已列入台湾国中国文教材之一。

  《越缦堂日记》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,前后历时六十余年。1894年末,李慈铭病逝,遗留日记手稿七十余册。当时,沈曾植、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,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“以速刻自任,索最后一盒(日记)去,卒未刻”。1919年,在蔡元培、傅增湘、王幼山、王书衡等及学界二十余人的共同捐助下,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以《越缦堂日记》为其名影印出版了遗留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。(内容为李慈铭1863~1889年间的日记)。《越缦堂日记》影印出版后,士林争相一睹为快,誉之为“日记之大观”、“掌故之渊薮”。鲁迅在《三闲集》中说“《越缦堂日记》近来已极风行了”就是当时日记出版后的真实写照。

  《越缦堂日记》出版后,蔡元培根据李慈铭的遗愿拟将剩下的十三册日记(1854~1862年间日记)进行分类节录出版,后经钱玄同倡议,仍将剩余的十三册日记按前五十一册之例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影印出版。这便是《越缦堂日记补》。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的日记手稿(1889~1894年记)则如泥牛入海,音信全无。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人士呼吁追寻,但始终没有下落。直到1980年才有幸被发现。这宗重见天日的手稿后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,名《郇学斋日记》共九册,至此,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。

  代表诗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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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闻燕二绝选一】

  又听呢喃到画檐,旧巢重待絮泥添。

  主人为尔嫌春早,闲过花时不卷帘。

  【鉴湖柳枝词十二首选一】

  家家门巷正啼莺,取次轻阴间嫩晴。

  满院杨花人不到,秋千撩乱作清明。

  【丁丑九月京邸大风感怀】

  流水游龙日夜驰,品题豪竹与哀丝。

  谁云饥饿苍黄日,犹是承平宴饮时。

  天乐瞢腾如昨梦,杞忧涕泪有谁知?

  只须一醉生涯了,莫忘高阳旧酒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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